PP电子官网天津大公报旧址曾是飞鸽、永久自行车的发源地本文原载于《中老年时报》2020年11月2日第八版副刊，因篇幅所限，发表时有删节，本次全文发表。

　　1902年创刊、至今仍在发行的《大公报》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。它诞生于天津，随着局势变化，曾多次变更过馆址。1906年，英敛之在日租界旭街租用东京建物株式会社地皮自建楼房，9月初从法租界迁入，直到1931年移出；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，这座如今坐落在和平路与哈密道口、四面钟对过的二层小楼，就是大公报馆的所在。天津光复后，《大公报》复刊，重回此地。那么在报馆搬走的日子里，这座楼又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？

　　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华北形势也愈发紧张起来。11月8日，日本关东军及驻津日军所属特务操纵便衣队，顿时让天津陷入恐怖氛围中。

　　《大公报》本因出版言论自由问题，正在法界筹备新址；既出，呼啸，枪声时起；旭街铁网封锁，行人受阻，抬头看四面钟高处，竟成日军机枪阵地。严峻形势下，报纸无法送出，报社遂停刊六日，匆忙搬家，这就是《大公报》搬离日租界的过程。

　　报馆走了，这座二层小楼很快迎来了新主人。1932年7月中旬，来自上海的天福绸缎庄租下了这处房子。

　　上海天福此来盘趸旭街北口“老九章”所存绸缎洋货，当时，在法租界天祥市场已有一天福号绸缎庄，上海天福为表区别，遂改名“老九彰”，大力宣传低价，进行拍卖。其实这是一种营销手段，不仅这家“老九彰”，同时有十几家来自上海杭州的绸缎厂家利用天津大纶、九纶等著名绸缎商进行所谓存货拍卖，吸引顾客前往。

　　“老九彰”将原属报馆的房屋粉刷装饰一新，挂上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横幅，以大降价做噱头，开业第一天就售出四万余元，这当然也离不开《大公报》的宣传。报社记者拍摄了门面的照片，与报馆时代照片做对比刊登出来，再加上原老九章的名声，着实引来了大批客流。

　　1934年2月，名士侯毅路过四面钟，看到了大公报馆旧址的模样。侯毅是无锡人，师从严复，严复曾称赞他的文笔。站在报馆旧址前，侯毅想起了光绪戊申年（1908年）秋天，他曾随侍老师左右，在这大公报馆楼头，一同与英敛之、蔡儒楷等人对饮；如今报馆迁走，当年的主宾除侯毅本人外，也都不在人世。侯毅不禁内心凄然，口占七绝一首曰：腹痛犹过四面钟，危楼无恙燕巢空。应刘已逝侯芭在，载酒难追瘉野翁。

　　老九彰走后，此处再没有过多新闻报道，可是仍能从资料中一窥蛛丝马迹。大公报馆旧址租界时代门牌为旭街5号，翻开1937年交通部天津电话局编《天津电话号簿》，则见“四面钟对过5号”是“忠兴楼饭庄”。

　　上图：可见“X兴楼”字样牌匾的大公报馆旧址楼照片（明信片）。请注意，除牌匾字样外，楼头檐部的装饰眼窗亦被覆盖，与大公报馆时代有明显区别。

　　日商曾出版天津风景明信片，上有四面钟旭街照片等，该楼自然也在其中；早期照片中，该楼尚悬挂有“大公报馆”四字匾额，但有部分稍晚期照片显示该楼匾额上书三字，仔细辨认之，则依稀可见“X兴楼”字样。忠兴楼是山东饭庄，1934年迁离法租界原址，一直到1937年均有记载在旭街营业。

　　抗战的全面爆发空前加剧了民族危机，华人华商纷纷逃离日租界，日侨日商则掀起迁入潮流。原大公报馆将要迎来的，是一家日本商店。1939年7月底，知名的日本自行车及机械生产商昌和洋行将店面从寿街迁来至此。

　　株式会社华北昌和洋行本店设在天津，创业于1924年，店主名叫小岛和三郎，来自滋贺县。滋贺古称近江，其地多出精明商人，有“近江商人所过之处寸草不生”之称，小岛也是这样的商人。昌和洋行从奉天起家，事业遍及东北、华北及中国沿海，主营自行车及配件，兼营橡胶制品、保险箱、涂料、打字机、誊写版等业务。

　　小岛此前已经在特四区（原比利时租界）小孙庄建立了昌和自行车工厂，组装“铁锚”牌自行车，是当时全国最早最大的自行车厂PP电子平台，每年生产的自行车除零售外，有相当一部分供侵华日军及日伪各官厅使用，并生产枪械零件军工产品等。随着天津沦陷和生意做大，小岛觉得应该把店面迁到日租界最繁华最显眼的地方，于是就来到了旭街，在这里充分享受了侵略战争带来的既得利益。昌和在这里经营，直至日本投降。遣返归国后，昌和制作所继续为小岛及其后人经营，改组合并后以发动机之名存续至今。

　　天津光复后，接管昌和工厂，新中国成立后该厂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，充分解放了生产力。天津、上海、沈阳的昌和工厂在光复后被接收，解放后成为天津/上海/沈阳自行车厂。广大工人团结一心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创造出了天津“飞鸽”，上海“永久”，沈阳“白山”等蜚声世界的自行车品牌。

　　而和平路哈密道口的大公报馆旧址，于1945年10月26日，重新回到了《大公报》的怀抱。这阔别的十四年，正是中华民族艰苦抗战国难深重的十四年。